沈之瑜拥有过多个名字，其中茹茄、鲁楷和沈之瑜，像三个醒目的坐标，代表他一生三个重要阶段。他年轻时参加革命或未料到，他后半生的浮沉，会和临安这短短一年半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记者/高红波

晚年沈之瑜在位于河南南路的原上海博物馆前留影。

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的中共一大会址，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个重要节点，预约天天爆满，一号难求。这幢砖木结构老房子，粗看和其它石库门建筑并无不同，然而它在一百年前那个酷热的七月，改变了中国历史航程。夜色四合，游客分散，或移步一街之隔的知名商圈新天地，享用美食，欣赏夜上海的瑰丽美景。浴血革命和枪林弹雨换来的全新生活方式，成为新时代人们的日常。

他们中少有人注意到，中共一大会址这个重要的红色标记，1952年被发现，和沈之瑜先生密切相关。因他对纷繁线索的勾连，最终确认了旧址所在地。叶永烈《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开篇专章详细介绍这一过程。这种勾连，既是沈之瑜作为艺术家的敏感所致，更饱含了学者的严谨。

沈之瑜解放后担任过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和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甲骨文并取得很大成就。他的发小有丁聪，他的老师有刘海粟，他的学生中，有油画家陈逸飞、美术史论家陈志强，也有古文字专家濮茅左。他的长女沈建华，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学界泰斗饶宗颐先生的助手，共同完成《甲骨文通检》的编撰，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还是作家茹志鹃的亲哥哥、作家王安忆的大舅舅。

而沈之瑜早年曾在天目山下度过的那段抗日的烽火岁月，若非沈建华整理父亲遗物，重新钩沉那段如烟往事，几乎要被世人遗忘了。沈之瑜拥有过多个名字，其中茹茄、鲁楷和沈之瑜，像三个醒目的坐标，代表他一生三个重要阶段。他年轻时参加革命或未料到，他后半生的浮沉，会和临安这短短一年半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进士后裔茹茄：箍桶匠子孙和做梦的美术生

在绍兴水乡，密布着无数条断水河，当地人称之为“溇”。其中柯桥桃园村内，有一条茹家溇，和其他千万条静静流淌的溇并无二致。直到乾隆年间，人们才将钟灵毓秀之类的溢美之词赋予这条溇。那一年，茹家溇出了家族第一个进士，他叫茹棻。

1990年9月，沈之瑜致函旅居日本的儿子，第一次向后人讲述家史：“我的祖宗叫茹棻，清乾隆二十年生……清乾隆四十九年状元（进士第一），官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沈之瑜还交代，茹棻善书法，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真迹，“他还是个诗人。”根据这条线索，《文博先驱：沈之瑜传》的作者陈志强查证史料后证实了这一说法。

沈之瑜的谱名叫茹志成，茹茄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茄’意为荷茎。出自污泥，巍然挺立，”陈志强表示，“茹”和“茄”放在一起，有丰富的意象。这似乎是一种喻示：茹茄身上继承了进士茹棻体内的文艺基因。

茹棻的文脉一度中断。清朝晚期，茹家以箍桶为生，迁徙杭州。到茹茄祖父手里，做起蚕茧生意，创办了“茹生记”。到茹茄父亲这里，家道中落。7岁的茹茄随父母到上海谋生，住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卢家湾天祥里一带，和丁聪成了邻居。丁聪的父亲丁悚组织了中国第一个漫画团体“漫画会”，他家聚会的常客，有张光宇、叶浅予、鲁少飞等著名画家。

1981年，在《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名画原作展》布展现场，沈之瑜馆长会见波士敦博物馆吴同研究员。

丁聪和茹茄这两个同龄少年，在这样的文艺熏陶中成长。《文博先驱：沈之瑜传》采用王安忆的回忆文章《我的大舅舅》作为序言二，文中写道：“这也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先进民主思想，向西方学习，上海这地方，又因商业更开放一步接近世界，而形成的新文化氛围。我的大舅舅就在此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母亲的突然去世，使十三岁的茹茄和刚满三岁的妹妹茹志鹃迎来苦难的童年。屋漏偏逢连夜雨，没多久，父亲抛下一家老小，留下一堆债务，远走他乡，再无音讯。兄妹皆分散，茹茄被祖母送到姨父家寄养。王安忆在她的寻祖散文《茹家溇》中，对先祖历史进行了核实和梳理，痛斥了她那个没有责任感的外祖父。

茹茄对美术的爱和作为艺术家的梦却未中断。在姨父撺掇下短暂做过银行练习生后，17岁的茹茄进入陈秋草主办的“白鹅画会”学艺，后考上刘海粟担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此后无论是革命时代，还是解放后成为国内文博先驱，又或是半路出家研究甲骨文，茹茄都没有和艺术缪斯分开过。他的夫人陈秋辉，也是一名国画家。

上海美专就读期间，左翼思潮涌动，茹茄开始阅读进步文艺书籍，参加了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沙千里领导的进步社会团体——“蚂蚁社”。原香港特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曾是该社团成员。茹茄加入了“蚂蚁社”下属的一个剧团，排演过《雷雨》等进步戏剧。该剧团培养了夏衍、田汉、曹禺、欧阳予倩等一批戏剧家。陈志强认为，茹茄参加革命，屡次担纲剧团领头人，受这段经历影响甚大：“校长和恩师刘海粟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也已深深刻入年轻的茹茄头脑。”

毕业后的茹茄办过“线上画会”，在母校当过老师，自学马列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日本人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上海成了“孤岛”。为生计所迫，茹茄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漂泊生涯。辗转遂昌、建德多地，茹茄踏上革命征程，来到烽火连天的天目山麓，开启人生中一段独特经历。

|书生鲁楷：生存、革命和漂泊

沈建华去年年底翻检父亲遗物，发现装满“最前线剧团”资料的纸袋和早年隔离审查的文字记录，以及摄有1942年父亲发表于《浙西日报》文章的缩微胶卷，深感震撼。这震撼，既是对这些珍贵一手材料的如获至宝，更是因为对那段尘封70载的记忆，父亲沈之瑜生前竟然只字未提。沈建华第一次获悉父亲有过天目山革命的经历，是来自陈志强传记中的记载。

沈建华顺藤摸瓜，获悉父亲在那段岁月的更多细节：“原来父亲在天目山期间，参加过欢迎第一次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杜立特的茶会，会后合影，当天晚上，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又在他家里请飞行员吃饭，曹天风、卢文迪和我父亲作陪。”沈建华说，那是一个小型私人宴会，没想到这些历史，晚些时候都成为父亲的“罪状”。沈之瑜屡次被批斗和被责令写检查，都和这段历史有关。

沈建华每整理一篇父亲的文字，都从精神上更靠近父亲一步。她辗转联系到我区档案馆馆长张群，和从事抗战史研究的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国林。在他们的帮助下，沈建华找到缩微胶卷无法看清的几篇文章，“解密”更多档案，父亲70年前的往事被串联起来。那时的茹茄，为保护家人，早已化名鲁楷，和民族文化馆长曹天风、副馆长卢文迪交好。上海话中，鲁楷谐音茹茄。

茹志鹃就读过的杭余临联立中学旧址，位于江南体育最新地址 夏村，主体仍保存完好。 高红波 摄

1941年春，在遂昌县长、进步人士翁柽手下做过秘书工作，并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鲁楷，计划转移到皖南，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皖南事变”突发，地下遭到破坏，鲁楷滞留浙皖边境。在学生洪宝鋆的建议下，鲁楷组建剧团，利用戏剧阵地继续战斗。鲁楷担任团长的“最前线剧团”，排演了很多抗日救亡的话剧，包括曹禺的《日出》。到各地演出的空隙，他帮助完成了吴联膺、洪宝鋆等8名地下党员的撤退。

陈志强的《文博先驱：沈之瑜传》对这一段历史着墨不多。在18开337页的篇幅中，它只占到不足6页。“那段历史我当时能找到的资料极少，”直到今年6月，在上海闵行区家中和《临场》记者面对面，陈志强才知道，鲁楷当年在《浙西日报》发表的作品被找到10篇。

转移同志的任务完成后，鲁楷担心引起怀疑，没有立刻撤退，留下来在《浙西日报》担任记者。和“白皮红心”的《民族日报》不同，《浙西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在后人的话语体系里，两者得到的传承和重视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浙西日报》当时和民族文化馆合署办公，地址位于於潜镇棠公山。1997年开始，王国林撰写《天目抗日》和《轰炸东京》系列作品时，寻访旧址，却找不到一点遗存。从棠公山到《民族日报》位于鹤村的旧址，只有1.2公里。《民族日报》旧址已修缮一新，供后人凭吊和瞻仰，《浙西日报》和民族文化馆的旧址，在历代运动和拆旧建新的风潮下，片瓦无存。

民族文化馆那时的馆长是曹天风，副馆长是卢文迪。他们也是《民族日报》的领导人。在不断扩大抗日宣传的思想指引下，曹天风和卢文迪不能满足于《民族日报》这个阵地，目光瞄向《浙西日报》，誓与当年在浙西地区气焰嚣张的国民党“中政系”抗衡。

有了曹天风和卢文迪的信任和支持，鲁楷以“日寇的军用票、伪币与法币的斗争”为主题，在《浙西日报》发表了系列文章，观点独到，文笔犀利，抨击日伪政府利用货币控制经济、压榨百姓、贻害民族的事实。

鲁楷业余时间也不忘外出写生，并结识了留法归国的考古学家、天目书院院长张天方。这为他后期从事文博工作播下一颗宝贵的种子。搞剧团、为民族文化馆出谋划策、当记者、写生、与考古专家成为忘年交，多才多艺的鲁楷，俨然是抗日烽火中的中坚力量。

作家张抗抗的父亲、《民族日报》当年的资料室主任兼副刊部编辑张白怀，晚年撰写文章回忆道：“《民族日报》和《浙西日报》的副刊上经常传播抗战大后方文艺界的动向和重要作品，这自然会促进当地文学创作新生力量的成长。”

这新生力量中有鲁楷，还有一朵文学之花，正含苞待放。她就是鲁楷的妹妹茹志鹃。长兄如父，鲁楷诸多兄弟姐妹中，这个小妹妹一直得到他最多的照顾。鲁楷来到天目山，也带着十六岁的茹志鹃，把她安顿在杭余临临时联立中学就读。茹志鹃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文坛新秀，其短篇小说《百合花》，正是以浙皖抗日为背景。那是茹志鹃的成名作。

70年过去，遍寻天目山麓鲁楷足迹，唯一可以见到的旧址，只有茹志鹃就读的这所位于江南体育最新地址 夏村的中学了。鲁楷疼爱妹妹茹志鹃，除了接送，他还去学校看望过妹妹。这幢两层木结构房子，幸运地躲过了日寇的轰炸，基本保存完好，已被列为杭州市级文保单位。7月1日，在王国林的带领下，《临场》记者来到夏村，找到这幢粉墙黛瓦的徽式大庭院。一楼环绕院子天井有十二根柱子，雕刻着十二生肖。院中一株大桂花树，仍骄傲地挺立着百年躯干，枝叶伸展到二楼回廊。

41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楼道平告诉《临场》记者，他小学在这里念过：“新小学建成之前，这里一直都是学校。”

|文博先驱沈之瑜：至暗时刻和光辉岁月

陈志强曾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校长是沈之瑜。2005年初，沈之瑜去世14年后，受师母陈秋辉委托，陈志强为老师写传，历时6年完成。当年很多采访对象都已作古。被陈志强称为最了解沈老师的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专家濮茅左，于去年驾鹤，追寻沈师仙踪而去。

在上海博物馆附近，蔡筱明接受《临场》记者采访。他既是沈之瑜的学生，也是他担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的同事和得力助手、博物馆资深研究员。年近八旬的蔡先生，步履坚劲，语速和缓。回忆起和沈老师相处的岁月，他眼里屡次泛着泪光：“沈老师这样耿直无私、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人，我后来再没遇见过。”

或许是命中注定，沈之瑜一生几个阶段都当过老师。从天目山撤离后，他先到了苏北教书。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他回沪在夏衍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文艺处美术室工作，曾应母校校长刘海粟之邀，几度回校开设讲座。1960年代初，又担任新建立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首任校长。

於潜棠公山《浙西日报》旧址，如今已片瓦无存。

此后他参与上海博物馆初创，主持新建鲁迅纪念馆，余生献给博物馆事业。这时的鲁楷早已成为沈之瑜。据陈志强考证，回沪后使用沈之瑜这个名字，和他的一段恋情有关。这个名字伴随他终生，他5个子女也都姓沈，可见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

解放初，旧上海的跑马场，大部份改造成上海人民广场，存留的少数建筑中，有一幢位于黄陂南路374号，成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一直到1950年代末，场地饱和，上海博物馆搬迁到河南南路中汇大厦。直到沈之瑜离休，他都心系博物馆事业，为位于人民广场的新馆建设贡献余热。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新时期中国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郑振铎、徐森玉、王冶秋、杨宽等，都对沈之瑜的工作给予了帮助和肯定。

即使在最特殊的那段岁月，沈之瑜都竭尽保护和抢救文物，鼓励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对外交流。1950年代，沈之瑜从废纸堆里抢救了一批明代万历年间的刻本和一尊西周龙耳尊。他还出访过德国和日本，与日本汉学家、书法家西川宁结下深厚友谊。“通过实践，沈之瑜总结了上海博物馆建设必须要‘两条腿走路’，即‘基本陈列与专题展览、学术讲座并举’的工作方针。”陈志强在传记中这样写道。

蔡筱明说，沈之瑜很多先进的陈列理念，直到今天，仍然是各大博物馆的指导思想。他回忆曾在陈列部当研究员时，有一次领衔设计马王堆出土文物展，提交了一比一还原模拟墓地的展览方案。这是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方案，却遭到同事反对。沈之瑜得知后出面支持，给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财务处打电话，力保财力到位，展览空前成功。此后，模拟还原的陈列设计，成为大馆通行做法。

通过自学，沈之瑜成为甲骨文字专家。直到身后，沈之瑜的学术作品才由夫人陈秋辉搜集出版，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是《沈之瑜文博论集》和《甲骨文讲疏》。两本作品的书名，都由沈之瑜的好友饶宗颐题字。受父亲影响，沈建华走上甲骨文研究之路。

光辉岁月也伴随着至暗时刻。让沈建华久久不能释怀的是，沈之瑜特殊年代里多次被整、被审查，“父亲是一个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却承受这么多冤屈，这段过往他讳莫如深，是因为害怕给子女们增加精神负担，”沈建华说，精神上越接近父亲，越心生崇敬，一个不曾了解到的革命者父亲形象越来越明晰。

（临安区档案馆提供部分资料）